毛泽东信仰”:让每个中国人正襟危坐

导读:

“毛泽东信仰”现象,可说是事关中国变迁、权力民主、民族强大、精神关怀、社会正义,甚至涉及对改革开放的价值评价诸问题,使每一个中国人不得不正襟危坐。

【历史】2008年,北京零点研究咨询集团曾采用多阶段随机抽样方式,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40个城镇进行居民宗教信仰调查。数据显示, 中国人在家中奉祖宗牌位的是12%,供奉毛主席塑像的是11.5%,供奉佛教塑像的是9.9%,供奉财神和土地爷的则分别是9.3%和8.8%。

这说明,当代中国人在普遍追求物质享受的同时,从来也没放弃过对信仰问题的探寻,在这些探寻之中,祖宗崇拜与圣人信仰,占据了非常突出的地位,虽然 这两大信仰,乃自古迄今中国人的传统信仰,但在历经了30年改革开放之后,它无疑是具有了新时期精神生活的新内涵,特别是其中的“毛泽东信仰”现象,可说是事关中国变迁、权力民主、民族强大、精神关怀、社会正义,甚至涉及对改革开放的价值评价诸问题,使每一个中国人不得不正襟危坐。

“毛泽东信仰”

在当代中国人的信仰之中,对毛泽东的信仰和崇拜,应该一直是非常奇特的信仰现象。它源自传统儒教对圣人的崇拜和信仰,并以立德、立功、立言“三不 朽”,作为这一信仰、崇拜的文化基础。但是,正因为传统的儒教,可以分为政治儒教、哲学儒教、伦理儒教、生活儒教和宗教儒教若干层面那样,儒教对于圣人的 崇拜和信仰,同样也与政治、哲学、伦理、生活、宗教紧密相关,从而使圣人信仰或圣人崇拜渗透这些重要内涵。所以,当代中国人的毛泽东信仰现象,同时也源自 于当代中国人对30年改革开放在文化、信仰层面的认同与争议。

1980年代,“文革”结束后的那几年,毛泽东走下了神坛;30年之后,毛泽东再次登上了神坛。佛教寺庙、道教宫观、民间神庙、土地爷、灶王爷的祭 祀礼仪之中,随处可见人们祭奉的毛泽东像。有的地方,干脆就挂出了“毛主席神庙”的招牌。人们想升官、求发财、保平安、考大学、希望生活安定,乃至于整治 腐败、以清官自勉,也要求祀于、祈福于毛主席。

不可讳言,在这种信仰方式之中,深藏着中国人对于毛泽东一代伟人的敬重和怀念。然而,在毛泽东信仰之中,人们烧香、上供、叩头、跪拜、行礼,各种崇 信方式,无不表达了人们对当下社会生活的理想要求和正义批评。特别是在触及、事关人们对社会变迁、贫富分化、生活中的不稳定现象的各种议论之时,毛泽东信 仰几乎就是一种正义和批评的化身,似乎成为了一个价值标准,再次成为社会舆论中象征着正义、公平、贫富均等的精神符号。

伟人信仰的私人化

权力政治的不确定性以及人生信仰的不确定性,常使中国人心存双重忧虑。既想依靠权力政治来消解人生信仰的不确定性,亦想寻求人生信仰来表达对权力政 治的批评和超越信仰经纬的是外在文明的合法性,权力统理的则是个人内在精神的稳定与表达。这一对矛盾关系,依旧还在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之中。

于是乎,即使是一种信仰,也会内涵了太多太多的社会权力关系,衍生了太深太深的现实欲求。不同地位、不同身份、不同权力的人,他们在毛泽东信仰现象中的关系变现,林林总总,不一而足。这大抵就是复杂而丰富的毛泽东信仰现象。

一般老百姓,他们信仰毛泽东,无非是祈福祈健康,求财求运保子孙,求得大人物保佑好人一生平安。在渗透了其他现实欲求的信仰方式之中,其毛泽东信仰 现象,可能就会包涵了对政治、权力、地位的欲求,包涵了对理想的期待或对时代的批评。尤其是那种结合了现实欲求的信仰方式,往往会把信仰置之于非信仰的层 面或权力关系之中,借信仰说事,用权力表达,使信仰变形。

这种信仰方式,一种是朴素的感情需要,一种是刻意的权力矫情。可除的老百姓多属前者,有身份、学问的人多属后者。还有一种,则可能是宗教信仰的替代品,以及从中生产的民族精神认同。

相关的问题是,毛泽东信仰是一个什么样的精神象征、社会现象?它能够说明当代中国人在探寻、建构一种什么样的信仰呢?圣人、保佑、灵气、风水、祖 坟、升官、发财、健康、平安。这种信仰的神秘方式,如微波荡漾在心底,似象征隐喻了社会的变迁,同时也能转化为一种稳定而持久的认同格局。

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无论是个人抱负的伟大实现,还是治国家平天下,毛泽东都是一个大人物;无论是升官还是发财,毛泽东也是一个值得崇敬的偶像。所 以,在韶山故居、毛家祠堂,在韶山虎歇坪山头的毛家祖坟,祭拜的人群络绎不绝,身心虔诚。可是,在权力场域之中,在不同的利益关系和思想冲突之中,那些信 仰的目的则是重重叠叠,用心不一。

就其社会学意义而言,这种以毛泽东信仰或崇拜为象征的信仰方式,无一不被信仰者个人的欲求所遮蔽了,最根本的则是个人信仰的私人化。尽管当代社会中 触目可见毛泽东信仰,但是在信仰者的个人与个人之间,他们始终缺乏联系,一种社会的关联。一方面,传统的乃至当代的圣人信仰、伟人信仰,本来就是极其个人 化的一种信仰方式。另一方面,则是这种信仰方式从来就没有一种得以成为群体信仰的社会空间。此当为“社会缺席,宗教何在”的政治社会学实质。谈宗教无用, 讲信仰尚可。因为信仰的社会学本质,是仅仅对个人的关涉,个人的精神关怀。

这就是毛泽东信仰现象的社会学本质的所在。层累造成的中国人的私人化信仰结构里,信仰仅是私人的;如果这种私人化的信仰欲求,变成一个社会的公共信 仰,就唯有依靠信仰者个人的摇身一变,具有独特的身份和地位。那么,这一私人的信仰,就有可能成为天下的公众信仰。私人的不要紧,关键是如何把自己做成一 个有身份、有信仰的个人。

正是因为这种信仰的私人化倾向,导致信仰者之间无法构成那种“休戚与共”的分享结构,只能中经某种权力秩序,才能以实现信仰群体的共享与认同,从而消解了这一信仰结构的神圣性,转向成为对权力的信仰,变异成为被信仰的权力。私人的味道很浓厚,信仰的要求则变得淡薄了。

信仰却不信奉

毛泽东信仰的当代神话,作为一种象征形式,包括了中国人的存在形式、世界表象、价值准则、行动方式、权力合法性等等。

伟人信仰,常常是双重的,一方面,它作为一种内向型的神秘主义,其惯用的方式是从内在关怀入手,以祛除所有外在的感观知觉的运用为起点,渐渐地逐一 除去了抽象思辨或各种心理运作的功能,使自己能够退回到灵魂或自我的原初、纯粹状态,最终发现所谓的真理。这是一条朝内走的信仰路线。为了达到最后境界, 信仰者不再注视这个世界,而仅只是注视自我。

另一方面,它又是一种外向型的行动主义。其惯用的方式是从外在利益着眼,以祛除所有其他人的利益或各种利益认同为起点,逐步地除掉他人的利益保护功 能或各种社会关系,使自己的私利能够获得最大的满足。因此,与内向型的信仰神秘主义方法比较,这是一条往外努力的信仰关系。为了实现他们的信仰目的,信仰 者不再注视信仰对象自身,而仅只是关注自己的私利和权欲。

为此,一种神秘的毛泽东信仰,不但把个人与伟人合为一体,

消释了个人与伟人之间的精神隔膜,同时也使私人的神秘、个人的私利得到了基本的满足。在此,朴素的老百姓信仰者走的是内向型神秘主义路线,借信仰说事的则走的是外向型行动主义路线。

一神秘,象征了社会期待;一行动,表达着利益追求。泾渭分明,难以混淆。

值得指出的是,所谓神秘主义,乃是一种个人与超越对象进行交流的一种形式而已。在这种形式之中,世界与自我都会遭到绝对的否定,人的个性被分解、消 散,最终被吸入与那无限神性的合一之中。不过,我们在这里,看到的却是权力、利益与信仰之间那种奇特的整合形式,是基于权力、利益的私人化信仰。伟人是一 精神个体,而对伟人的信仰也是个体的选择,至于那些借用了这种私人化信仰来表达私人目的的说事者,最终也还是出离不了私人利益的驱动。

不过,说到底,公共权力与私人化的信仰之间,具有一种天然的亲和力。私人的信仰方式,很容易把个己的信仰交由其他权力关系来予以表达。这就构成了权 力的合法性奥秘,以及权力与私人信仰之间所具有的那种互惠关系。因为,这一权力本身,也是私人的形式,非制度化的形式。所以,无论是老百姓,还是具有特殊 身份、地位的信仰者,他们最喜欢的,依然是这种私人化的信仰方式。

在这种信仰方式之中,人们尽管可以信仰,但是却无法为自己的信仰去虔诚、去奉献,或者是把自己隶属于一个信仰认同的群体信仰结构之中。而只能以自己 的现实欲求,去认识信仰对象,解释信仰对象,甚至是对信仰关系的盗用。最后就会出现那种人人费解的“信仰却不信奉”、信仰只为个己的奇怪信仰了。

信仰的信仰

回归传统的祖宗崇拜和圣人信仰,表面上是后现代主义的特征,本质却是当下中国问题的总集。因此,毛泽东信仰现象,可说是传统中国信仰之所以延续到当代中国社会的一个基础;而对于当代中国人来说,这可象征着当代中国人“信仰的信仰”。

“信仰”在中国,常常是指以神人交往、人际交往关系为中心,涉及宗教信仰、道德信仰、甚至是权力信仰的重要概念。这种关系主义的信仰模式,既不以个 人为主,亦不是人们常说的集体主义模式,而受制于家族、伦理、文化及其权力关系。因此,中国的神人、圣人交往关系及其信仰方法,虽然是中国人处理群己关 系、权力关系和利益关系的基础,但它却能使中国人的信仰模式,呈现一种与家族、伦理、社会、权力之间重叠与互动的复杂关系,进而使信仰关系退居其次。它会 基于信仰者在现实社会中的身份地位和权力,具体表达为不同的利益和权力的追求。

毛泽东信仰现象,实际上是当代中国社会中“信仰政治学”的现代版本,是指以人的信仰及其关怀方式作为“隐喻”和实践方式,进而展开对国家、政治、权 力等现代现象的表述和批判。通过毛泽东信仰现象,我们能够体会出一种事关中国社会、政治权力乃至改革开放合法性问题的要义。所以,“信仰政治”现象,已逐 渐进入当代中国信仰社会学、政治社会学领域。

作为权力、社会问题表达方式的中国“信仰”,已在信仰者心目人交往关系及其信仰方法,虽然是中国人处理群己关系、权力关系中预设好基本模板或认知框 架,以此为基础来观察和归纳当代中国的各种问题,进行社会评价和权力分析。如何全面把握这种信仰关系在社会空间中的功能发挥,真正从社会学、政治社会学角 度评价各种信仰关系在社会、政治领域内的交互作用,即达成对于信仰关系的社会性理解,以一种彻底的历史感来认识信仰及其关系结构,应当是当代中国“信仰政 治学”乃至“信仰社会学”的基本目标。其中,关于“信仰”在中国政治、思想、精神关怀方式方面的能动作用,无疑是一个值得深入讨论的问题。

信仰在宗教领域中是神圣良知,在社会领域中是人际交往关系,在权力领域中则是权力运作的合法性机制。因此,如何信仰?信仰什么?依旧是中国人的信仰 重建的关键。作为神圣良知来信仰的,可为中国信仰问题的解决提供借鉴;作为人际交往方法来信奉的,可为中国的社会交往建构理想型的社会资本;而作为权力运 作合法性机制来加以利用的,则可能会增加中国政治运作的成本。

人们应当清醒的是,“佛陀菩萨+毛泽东信仰”,可能是红色信仰的民间化路径,作为老百姓喜爱的一种民间信仰方式而已。至于毛泽东信仰与政治信仰、民族信仰、宗教信仰之间的关系梳理及其文化整合,则可能是建构当代中国信仰格局的一条必经之路。

(李向平 撰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