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嘉明:关于此次疫情的几点看法

新浪财经-自媒体综合 2020-04-14 14:56

朱嘉明:关于此次疫情的几点看法

原创 朱嘉明 数字资产研究院CIDA

“因此,在不久的将来,正如在不久的过去那样,从目前微寄生和巨寄生的动态平衡当中,可被预期的不是稳定,而是一系列激烈的变化和突发的震荡。“

——威廉·麦克尼尔《瘟疫与人》,1976

4月5日上午,在段永朝的倡议下,苇草智库召开了一场如何理解当下疫情为主体的“云聚会”,会上先后有胡勇、邵青、朱嘉明、姜齐平、梁春晓与段永朝,以下为朱嘉明的发言:

1:这次疫情是怎么样的一个历史事件?

这次疫情无疑是人类自二战以后的一次“超级”重大历史性事件:(1)影响地域范围达到世界200多个国家,几乎覆盖了联合国所有成员国;(2)感染人数和家庭以百万计,且跨性别和跨代际,从儿童到老人;(3)涉及了生命、医疗、经济、政治、社会、家庭、消费、心理等领域;(4)导致的生命、社会和经济成本是前所未有的;(5)形成对经济、政治和教育制度,以及政府治理方式的长远影响;(6)改变人类历史的进程与轨迹是肯定的,将来评估的不过是怎样的程度而已。

2:如何预期此次疫情的时间长度?

关于此次疫情的时间起点,至今有争议,从科学和病毒学的角度看,可以追溯的起点时间可能更加长。现在的问题是此次疫情的持续,或者延续时间到什么时候?现在各种意见,莫衷一是:短则持续数月,最迟半年;长则一、二年。更为极端的看法是,直到针对性疫苗研制成功;甚至还有此类疫情将常态化的观点。显而易见的,判断此次疫情,至少还需要三年五载,那时随着信息的趋于完整,才能看的比较清楚。现在疫情还是现在进行时,我们都身在其中,对持续的时间和何时进入尾声,实在难以结论。无论如何,时间长度的延长,空间的持续扩展,都是此次疫情的严重挑战性所在。

3:评估此次疫情的前提是什么?

在任何历史时间面前,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局限性。以为此次疫情是典型的“复杂”事件,所以,理解、认知和评估此次疫情,绝非任何单一学科和专家所能完成的,多学科的合作是前提。现在,此次疫情触发了全球利益结构,引发了不同形态的博弈,干扰了专家和学者的研究,这样的情况会逐渐改变,最终回归科学和理性。

早在1976年,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H·McNeil)在其经典著作《瘟疫与人》(Plagues and Peoples)中提出“现代医学并非是无往不胜”,并且进一步写道:“技术和知识,尽管深刻改变了人类的大部分疫病经历,但就本质而言,仍然没有也从来不会,把人类从他自始至终的生态龛(作为不可见的微寄生关系和一些人依赖的巨寄生关系的中介)中解脱出来”。这是一种来自四十余年前关于病毒与人类关系的理性而深刻的论断。

 威廉·麦克尼尔经典著作《瘟疫与人》,中信出版社

威廉·麦克尼尔经典著作《瘟疫与人》,中信出版社

4. 此次疫情对传统经济学产生了哪些冲击?

此次疫情,一方面构成对传统经济学的全方位冲击,动摇了传统经济学的框架,另一方面,也为经济学家通过了前所未有的视角,很可能推动传统经济学的改进。我在这里主要讲这样几点:

(1)生命和生死问题应该进入经济学体系。传统经济学所讨论的是基于人活着的前提下的生产与发展问题,生命和死亡在经济学中没有地位。或者说,传统经济学不需要考虑生死问题,只是在人口学中关注了所谓的出生率和死亡率。此次疫情太有震撼性,证明了在21世纪的今天,正常人群的生死存亡对经济活动影响甚大。经济活动必须以生命为优先。

(2)不可低估非理性恐慌对经济的影响力。此次疫情证明心理的恐慌(Panic)程度已经构成生产要素。过去经济学家只讲理性人和利益,现代经济不断显现非理性的心理要素正在日益严重地影响经济活动。此次疫情将恐慌心理元素推到了前所未有的位置。

(3)与生命攸关的,以及代表后疫情时代生活方式和学习方式改变的产业全面兴起。例如,口罩业和消毒业获得空前发展,钉钉远程教育,网络会议软件等等。

(4)传统的城市化和区域发展理论存在重大缺陷。此次疫情的重要特征是重点地区几乎都是大都市,武汉、东京、伦敦、纽约。相比较农村和中小城镇,大城市、大都市,特别是超大城市更脆弱;相比较发展中国家国家,发达国家更为脆弱。

(5)全球化模式的势必改变。现在提出因为此次疫情导致“全球化”全方位逆转,为时过早。疫情本身证明全球化是多样化,疫情的传播就是全球化的,疫情的最终解决也必然通过全球化合作。只是过去与全球化不可分割的比较优势,国际分工,还有全球化下的价值链和供应链,都会改变。

(6)新形态的社会不平等。在疫情过程中,死亡群体的社会阶层分布值得注意和研究。以我在过去两个多月北京的观察,自春节到现在,有三类人坚持上班:一是环卫工人,打扫卫生没有间断;二是保安人员坚守岗位,而且还大规模的增加了保安人员;三是快递员。

自我隔离是疫情过程中抵抗恐慌的一般方式,也是世界范围内的主体行为。但是,环卫工人、保安人员和快递员们并没有自我隔离。他们不怕死吗?他们不恐慌吗?回答是否定的。但是,他们为了生存和收入,不得不抑制内在的恐慌。这样的现象,折射出社会的一种新型的不平等。

总之,因为此次疫情,社会生活和经济活动从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变量,最终会影响经济学本身的变量设计。

我在去年12月31日,写了一个新年寄语,以狄更斯的《艰难时世》来描述我们即将进入的2020年和越来越不确定的未来,希望人们对“艰难时世”有精神准备。

长期以来,人们关注了来自环境恶化,气候变化,科技革命,地缘政治演变,公共卫生危机,甚至外星世界威胁所造成的各种灾难。但是,却没有预见到此次因为“新冠病毒”导致的灾难。

问题是,此次疫情会不会只是一次预演?是否存在更大的、更隐蔽的、甚至酝酿之中的灾难并没有进入人们的视野?对于此次疫情,也可以做出某些设想:

假设一,如果类似疫情没有发生在互联网时代,或者互联网发生中断,人们将如何面对被隔离的状态?

假设二,如果公共卫生灾难、信息灾难和其他灾难(例如粮食短缺)叠加,现代社会将怎么应对运行?

所以,我们需要认真研究在今天经济、技术和历史环境下的各种灾难的可能性,需要对灾难有基于科学和理性的想象力。此次疫情所造成的灾难和破坏是“系统性”的,挑战了人们对于灾难的“概率”思维范式,超过所谓的“黑天鹅”和“灰犀牛”的想象力和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