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当代思潮
作者：闻 迪
(接上期)
“开明君主”的代价
戈尔巴乔夫有很多长处,在他在位时,到处传颂着对他的赞美之词。他谦虚平和,刻苦工作,彬彬有礼,富有魅力,再加上能言善辩,幽默风趣,曾经赢得很多苏联人的喜爱。葛罗米柯认为他信念坚定,学识渊博,笑容可掬之外更有铁齿钢牙,完全具备当总书记的人应该具备的素质。非常可惜,等到葛罗米柯认识到事情并不是他原来想象的那样而对所发生的一切感到痛心和苦闷时,已经木已成舟,后悔莫及了。
岁月逐渐把戈尔巴乔夫的另外一面揭露出来,他是一个风度翩翩的两面派,轻诺寡信的牛皮匠,善搞阴谋的权术家,貌似博学的半桶水。看不出这一面的人总是被这位大政治骗子所糊弄。
美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保罗·斯威齐在1990年初的一篇文章中仍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抱有希望,他写道:“全世界的社会主义者不仅有兴趣关注,而且还承担着个人的和政治上的风险去看待苏联正在发生的事情,它始于1985年戈尔巴乔夫取得权力,现正进入决定性的阶段。我们只能希望它的结果是积极的而且为紧接而来的经济复兴阶段搭好舞台。”
世界上大概只有经历过反修防修教育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最先觉察出戈尔巴乔夫的修正主义倾向,并预见到它可能的巨大危害。
可是,迟至1990年,世界各国的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仍然对戈尔巴乔夫抱有幻想,这就说明认识和揭露修正主义是马克思主义者远未完成的任务。
戈尔巴乔夫在当选为总书记时曾经向选举人宣誓保证:“我将全力以赴地为我们的党,为我们的人民、为列宁的伟大事业服务。”
他重申继承苏共二十六大提出的战略方针—加快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改造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即在计划经济、发扬民主、提高苏维埃的作用的基础上改造物质技术基础和各种社会关系,保证今后仍将实行维护和平、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合作、同各种革命力量积极配合的方针。这就是说,他将来的所作所为不会突破社会主义的框架。但是,即使是包括像博尔金那样知道他有许多严重缺点的人在内,当时谁也没有想到,“几年以后总书记会违背自己的这个诺言。”
博尔金开始醒悟是在1988年,他说:“我突然发现,国家的前途和强盛并不是戈尔巴乔夫的主要目的,从他那得意洋洋的举止中开始暴露出领袖至上、自我欣赏、自私和平民主义的倾向,事业日益退居次要地位。”利加乔夫也逐渐看出了戈尔巴乔夫个人品质方面的问题,看出“他的立场中出现了某些两面派的东西。”
戈尔巴乔夫常常说的是一套,做的却是另一套,他制造出许多问题,然后又假装正是他在努力解决这些问题。利加乔夫认为这方面的例子不少,他写道:
“某人'使经济发展过于激进,早在1988年就企图实行市场关系,犯了冒进的毛病,从而导致经济联系遭到灾难性破坏,生产下降,货币流通紊乱,后来总统要求恢复被破坏了的合同关系。某人’没有及时认清极端民族主义的危险,没有向极端民族主义宣战,结果我们国家的生存本身受到了威胁,后来戈尔巴乔夫作了拯救联盟的艰难而卓越的努力。”(《戈尔巴乔夫之谜》第129页)
利加乔夫所说的`某人’就是戈尔巴乔夫本人。利加乔夫还发现了戈尔巴乔夫搞两面派的一个特点:他发表一个实质是正确的讲话,但只停留在口头上,并不去认真实行。这种情况发生过不少次,以至使利加乔夫产生了一种印象:“这样做不是偶然的,而是一种政治策略:为了稳住不同的社会阶层和政治派别他可以宣布某种纲领,但实际上却另搞一套。”(同上,第146页)
戈尔巴乔夫不遗余力地鼓吹民主化,但又不时显露出独断专横的作风。博尔金描绘出苏共政治局会议中出现的奇特景象:“最初确实是集体认真讨论问题,至少表面看是如此。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对问题的讨论越来越仓促和表面化。戈尔巴乔夫总是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有时不客气地打断发言人的讲话。
戈尔巴乔夫越发自信一贯正确,在政治局会议上越来越武断、专横。”“戈尔巴乔夫羽翼丰满后,常常轻而易举地就把同自己意见不一致或对自己的事业和生活有妨碍的战友抛弃掉。总书记在各种会议以及后来在中央全会上让政治局委员作报告和讲话的次数越来越少,他破坏了这个机构工作中神圣的集体领导制度,践踏了协商原则,有时他把报告的大致内容讲一下,就要求大家对报告的基本思想表示赞成,到后来连这一点都做不到了。实际上,会上出现了个人独断专行的局面。”(《戈尔巴乔夫浮沉录》第205页)
政治家是把国家的前途和强盛摆在第一位还是把巩固个人的地位放在第一位,这不仅关系到政治家的个人品质,而且直接影响到国家的命运。
利加乔夫认为,如果在1987—1988年就把日益增长的分立主义和民族主义正确地确定为改革的主要危险,而不是把保守主义称作改革的主要危险,国家是可以避免流血冲突,避免大动荡的。
但是戈尔巴乔夫却接受了雅柯夫列夫所灌输的“赫鲁晓夫综合症”,害怕得到赫鲁晓夫那样被罢免的下场,因而对利加乔夫主持下的很有分量的书记处的工作警觉起来。戈尔巴乔夫很清楚利加乔夫是一个不搞任何阴谋活动和宗派主义的人,他之所以疏远后者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戈尔巴乔I过高”,而对领导一个大国必不可少的难见成效的实际工作注意不够。当他想重新确定改革的目标时,他自然要依赖已经西化了的雅柯夫列夫。
正如博尔金所说,利加乔夫与雅柯夫列夫之间的政治角斗“不是党的领袖人物的权欲之争,这是党的活动和国家发展过程中的两条路线的斗争,是维护社会主义制度还是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的两条路线斗争,是巩固苏维埃国家联盟还是瓦解这一联盟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同上,第154页)
其次,雅柯夫列夫所有意捏造的关于利加乔夫在中央搞“阴谋”的谎言被激进舆论工具重复多次,对戈尔巴乔夫的心理产生了影响。
此外,自1988年起,苏联的经济、财政状况急剧恶化,人民生活用品日益紧缺,国内的不满情绪增长。很多人开始怀疑改革的合理性,怀疑领导者使国家摆脱危机的能力。戈尔巴乔夫就更加担心所谓的保守势力对他的地位构成的威胁。
的确,戈尔巴乔夫保住了“开明君主”的地位,逃脱了赫鲁晓夫式的命运,但是把国家引上了绝路,在历史的天平上,这个代价实在太大了。修正主义者领导下的共产党不会有将来,由此可见一斑。
(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 林雪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