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杰出将领彭康之子彭城做客谈北京和平墙
时间：2005年08月31日18:33 来源：搜狐网
父亲彭康做事低调 事迹曾感动罗生特
主持人：我们在这里也要特别向网友介绍一下，彭老参加这个和平墙的活动实际上是双重身份，首先是这个《北京和平宣言》活动组委会的副主任，另外有一个很特别的身份，他也是新四军名将彭康的儿子，彭康在抗日战争中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我们也特别想听听彭老给我们讲一点您父亲当时参加抗战的点滴故事。
彭城：谢谢网友朋友对我和我的家庭给予了这么大的关心，我实在是没有想到，非常感谢！我想我父亲如果在天有灵也是会十分感谢网友朋友们的。
我父亲基本上不会打仗，他在部队虽然担任过政委的职务，但是他确实不会打仗。发展和壮大咱们的部队，这个工作他是做的。
在我的印象当中，我父亲是很低调的一个人，因为我出生在1939年，出生之后因为当时的环境不允许在父母身边，就送到了我们根据地，一直四岁多回到家庭，回到父母身边，还不能说回到家庭。不久就进入了当时的子弟学校，也就是干部子弟学校。自此就开始了学校生活，尽管当时这个学校可能也念不了什么书，在我的记忆当中，在北撤的时候也是行军的，真正念书已经到了十岁左右了。但是从那开始是过了集体生活的，一直到我大学毕业。他本身这个人很低调，我又不在父母身边，所以我很少听到他谈论自己的过去，而且当时的时代这些同志，那辈人都全身心的投入工作，很少谈过去、谈自己，也是他们的品格。后来我才由从我父母的战友那里、我的叔叔阿姨那里，以及一些历史工作研究者那里得到了我父母的一些情况。知道这个之后我也做了我应该做的一些事情。
我觉得我父亲是一个具有哲学头脑的实践者和开拓者，这是我自己的认识。
举个例子，首先他在1929年的时候，1930年前后就翻译了列宁的两篇著作，《托尔斯泰》、《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大家公认这是我们革命文艺最早的译文，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对我们中国文化战线革命文化的推动有着很重要的作用。
第二个例子，他是我们华中抗日根据地第一个县级民主政权，也就是淮南定远县抗日民主政府，他是一个具体到现场去指导的领导干部，他是第一个。
第三个例子，他作为华中区宣传部当时是副部长，他和新四军军部政治部的宣传部部长前军委主任，两个人共同主持延安鲁艺的华中分院和苏北文化协会共同召开的关于文化大众化问题的讨论会、座谈会，这是在1941年，延安的文艺座谈会是在1942年。
所以我觉得他是有开拓精神的。
再一个例子，当时的华中的整风应该说比较少地避免了当时所掀起的所谓抢救运动的影响，最大限度的保存了当时华中地区党政军的干部。这一点因为当时组织部长是曾山，他负责党校这一块，参加党校干部整风的审干工作，父亲配合了曾山同志做了历史审查，保护了很多同志。
第五个例子，他解放后1953年就成立当时叫做交通大学，地点在上海。1956年，当时国际形势的需要，为了国家的教育事业和经济建设，交大西迁，在1956年国家决定叫做交通大学上海部、西安部，他一人作为党委书记、校长，而他的开拓性不止是在西安建立了大学，而是1959年的时候当时中央要选择16所学校作为国家重点，这两个交大又同时进入了这个里面，这是很不容易的。因为这两个学校当时一个学校西迁，无论上海也好，西安也好，又合并的学校，而且中间又有我们国家的运动在那儿，有很多矛盾在那儿，他保证的这个学校的按时开学，而且保存了力量。他在高等教育战线上是公认的有作为的。
所以我举的例子，就可以称他是开发大西北的先驱，我为能有这样的父亲感到很幸运。他是二战的亲历者，很遗憾他在那场不正常的运动当中故去了。当然他现在要活着的话也104岁了，可能性也不是非常大。但是我想我所要表达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和平宣言我想也应该能够表达他的意愿，他是在高中阶段就考上官费留学日本当时的京都帝国大学，后来经过预科哲学系，在1927年回国的时候提出来进行路线上的调整。
主持人：文化反围剿。
彭城：他参加了上海地区主要战场的文化反围剿，而这个反围剿我们党领导的左翼作家和左翼文化战线取得了胜利。
主持人：在抗战当中他的一些活动给我们具体说一些。有没有一些故事？
彭城：这里头罗生特有一个手记，罗生特是奥地利的犹太人，后来受到摧残，最后来到了上海。他是泌尿科的专家，他经过了解知道在华中地区有一支部队在抗战，这就是新四军的根据地。进入根据地以后他在我们新四军的部队里思想上有了很大的升华，因为他本人在进入我们根据地之前并不是像白求恩那样，是加拿大共产党派来到中国帮助抗战的，而且白求恩本人就是加拿大共产党员，他不是，他是避难，而且他是社会民主党，他的社会观上跟共产党还是有一定距离的，但是他经过进入根据地之后有了很大的变化，他产生了想法能够把他看到的新四军的情况和这些领导的情况能够记录下来，为此陈云同志专门给他写了自己的想法。他的手记当中就提到我父亲，我父亲懂英文、懂德文，他也懂英文、懂德文，所以他们不用翻译可以自由交流。另外，他们俩都爱好游泳。其实他们俩的性格差异比较大，罗生特比较活泼，经常爱模仿我们的中国人，我们根据地的居民都叫他“大鼻子洋大夫”，非常亲切。我父亲其实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人，但是从现在的回忆来看，我父亲有时候也唱唱德文情歌。我都不知道我父亲会唱，我从来没有听过，所以他们可以在音乐这方面有交流。罗生特在我们根据地还创作过抗战歌曲，创作过反法西斯歌曲，所以他们的接触很自然。
党校有一批我们县团级的干部在那儿整风，前期是学习，后期是整风，所以他经常到党校去给这些干部看病，他也听党校的课，他的手记上记了这么一个事情，我的印象也很深刻，他的评价我记不清原文了，大致意思是说，我没有见到过这样品格高尚的人。他指的是什么事情呢？我父亲的小勤务兵16岁，实际上是另一方派进来做暗杀的，而且派进来不止一个人。这个小勤务兵经过根据地，在党校，看到这些为民族、为国家奋斗的这些人，受到感染，而自己主动讲清楚了这件事情，讲清楚以后我父亲没有做任何处理，仍然留在身边，这件事情罗生特知道，所以他在手记里写了这样一句话，我非常感动。从他的记载当中应该说对他的思想升华是有一定震动的，对他的震动应该是很大的，否则不会写下这样的话。
主持人：他从寻求避难场所的人，最后转化为坚定的反法西斯战士，也是因为有您父亲这样的人的感染吧！
彭城：是的。包括陈老总跟他也有接触，他接触了这么多的老同志，他们的友谊也很深，这种感染是潜移默化的吧。
主持人：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访谈就到这儿了，再次谢谢彭老！
彭城：谢谢！谢谢搜狐和搜狐的网友！
彭康百科词条
原交通大学校长彭康（1901年8月-1968年3月），男，字子劼，江西省上栗县人，中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教育家、革命家。早年留学日本，就读于鹿儿岛第七高等专科学校和京都帝国大学哲学系。1927年回国投身革命，1928年11月参加中国共产党。20、30年代沪上著名文学团体——创造社的发起人之一，先后翻译恩格斯的《费尔巴哈论》《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和普列汉诺夫的《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问题》等经典哲学著作。
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8月26日，彭康出生于江西省萍乡市上栗县福田镇双源村南岭下村。
教育经历
民国五年（1916年），彭康毕业于江西省萍乡中学。民国六年（1917年），官费留学日本东京，实习半年日文后考入东京帝国大学高中部。民国十三年（1924年），彭康入京都帝国大学哲学系学习哲学，毕业后获博士学位。
工作经历
民国十六年（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消息传到日本京都的帝国大学，来自江西的中国留学生彭康拍案而起，毅然抛弃即将到手的学位和毕业证书，赶赴血与火考验中的上海。彭康在上海与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共同组织“创造社”，并任该社理事会理事、党组成员。
彭康
民国十七年（1928年）11月，彭康加入中国共产党。彭康翻译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传播共产主义真理，参与组建左翼作家联盟，成为我党在思想文化战线的卓越战士。这之后，彭康身陷国民党牢狱长达7年半，英勇不屈，斗志更坚。出狱后，彭康即奔赴战斗岗位，到武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周恩来是副部长）第三厅（厅长郭沫若）工作，董必武亲自恢复他的组织关系。武汉失陷后到重庆，后转延安。
民国十九年（1930年）2月15日，彭康与鲁迅、郁达夫、郑伯奇、冯雪等51人共同发起组织“中国自由运动大联盟”。同年4月为掩护同志被叛徒出卖，被捕入狱。直至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芦沟桥七七事变爆发，加上党组织的营救，被关押7年之久的彭康被无条件释放。1945年，彭康担任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创办的华中建设大学校长，开始投身于无产阶级教育事业。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彭康先后担任中央文委委员、代理书记、湖北省委候补委员、中共安徽省工委书记、鄂豫皖区党委宣传部长、淮南路西区党委宣传部长、组织部长、书记，中共中央华中局宣传部副部长、部长，华中党校副校长、华中建设大学校长、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长、中共渤海区党委副书记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彭康历任中央山东分局委员兼宣传部长、山东省人民政府委员、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共上海市委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文教委员会主任。
任命彭康为西安交通大学校长 周恩来（交大西迁博物馆珍藏）
1952年，彭康率代表团赴东欧各国考察文教事业。同年11月3日，毛泽东主席签署任命书，彭康任交通大学校长。1953年1月21日，中共中央华东局组织部批复彭康任交通大学党委书记。同年，彭康被选为党的八大代表。1956年，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彭康积极率领交通大学西迁西安。历任西安交通大学校长、党委书记，陕西省科协主席，中国科学院西安分院副院长等职。主要成就彭康是二十世纪20、30年代沪上著名文学团体——创造社的发起人之一。先后翻译恩格斯的《费尔巴哈论》《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和普列汉诺夫的《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问题》等经典哲学著作。在彭康出任交大党委书记和校长期间，建立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开设马克思主义理论课体系，建立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制度，完善院系和学科体系，制订一系列教育、教学管理制度，为建立社会主义的教育事业、促进交大的发展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彭康到交大任职之际，正当学校全面开展教学改革。他积极倡导学习苏联的教育经验，尊重来校工作的苏联专家的建议。由于改革要求过高过急，在院系调整和重组教研室的情况下仓促开课，教研室工作一度出现被动、混乱，彭康及时进行调查研究，采取各种办法努力克服忙乱现象，逐步安定教学秩序。鉴于改革铺开的面太广，步伐不稳，他在校务委员会常委会上提出某些课程内容精简、某些课程缓开、程度较差的学生免修俄文、考试测验暂停3周等建议。他认为苏联的经验与中国国情并不完全吻合，苏联大学是5年制，而我国大学是4年制，因此提出运用苏联教材、制订教学计划与教学大纲时，必须从实际出发，既要积极采用，又要有充分准备，要求全体教师积极备课，对课程内容进行适量缩减，根据学生的实际程度和接受能力来传授，以提高课堂效率。当他发现学生健康水平有所下降时，便果断地中止“六节一贯制”（即一个上午连上六节课，然后吃中饭；一周共排三十六节课）的试验，对学生作息时间作了调整。他十分尊重陈大燮、张鸿、钟兆琳、赵富鑫等教授的教学和管理经验，要求教务等部门根据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制订出适合国情的“四年教学规划”。这样通过一边实践、一边改革、一边调整，彭康不断检验并总结出符合实际的教学经验，提出“学习苏联经验，还要很好总结运用我国过去的教学经验，特别是老解放区的教学经验”，注意“发扬老交大的优良教学传统”，并希望教师、干部要“领会苏联教学经验的思想性”。在当时政治气氛下，彭康说要“发扬老交大优良教学传统”，这是很不容易的。1955年1月，彭校长首次提出是面向教学、面向学生的工作方针。彭康办学箴言是“办好社会主义大学就是两条，一条是党的领导，一条是师资队伍”。彭康要求校园中，充分发扬民主，坚持学术自由，并提出“思想活跃、学习活跃、生活活跃”。（现西安交通大学彭康书院院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