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良工商会2015年就职典礼 梅国彬、区一平任会长

发布者:美国侨网
时间:2014年12月31日 21:30
12月29日,芝加哥安良工商会举办2015年职员就职典礼。典礼由赵奕洋主持。典礼仪式是拜关公像,上香,宣誓。然后印信交接。

前会长伍换光、朱树森致退致辞,对新会长赞扬有加。新会长梅国彬、区一平致就职辞。驻芝加哥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何震寰处长、郭圣明副处长、侨教服务中心阎树荣主任出席典礼并被邀讲话。

安良的盟友协胜公会林惠明总理、蔡锡锋主席、钟君铭当选主席、冯秀兰当选主席以及区羡愉出席了典礼。就职典礼之后合影,然后去富成饭店聚餐。


左起:元老团主席伍健生、卸任会长伍换光、会长梅国彬、会长区一平,卸任会长朱树森、总理陈达伟。右后面是司仪赵奕洋。

邝振明摄影

习近平发表新年贺词:我要为我们伟大的人民点赞

2014年12月31日 18:54 来源:新华网

  新年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过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发表了二0一五年新年贺词。全文如下:

时间过得真快,2014年就要过去了,2015年正在向我们走来。在这辞旧迎新的时刻,我向全国各族人民,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向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向世界各国和各地区的朋友们,致以新年的祝福!

2014年是令人难忘的。这一年,我们锐意推进改革,啃下了不少硬骨头,出台了一系列重大改革举措,许多改革举措同老百姓的利益密切相关。我们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积极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生活有了新的改善。12月12日,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正式通水,沿线40多万人移民搬迁,为这个工程作出了无私奉献,我们要向他们表示敬意,希望他们在新的家园生活幸福。这一年,我们着力正风肃纪,重点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情况有了很大改观。我们加大反腐败斗争力度,以零容忍的态度严惩腐败分子,显示了反腐惩恶的坚定决心。这一年,我们加强同世界各国的合作交往,主办了北京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我国领导人多次出访,外国领导人也大量来访,这些活动让世界更好认识了中国。

为了做好这些工作,我们的各级干部也是蛮拼的。当然,没有人民支持,这些工作是难以做好的,我要为我们伟大的人民点赞。

这一年,我们通过立法确定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烈士纪念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举行了隆重活动。对一切为国家、为民族、为和平付出宝贵生命的人们,不管时代怎样变化,我们都要永远铭记他们的牺牲和奉献。

这一年,我们也经历了一些令人悲伤的时刻。马航MH370航班失踪,150多名同胞下落不明,我们没有忘记他们,我们一定要持续努力、想方设法找到他们。这一年,我国发生了一些重大自然灾害和安全事故,不少同胞不幸离开了我们,云南鲁甸地震就造成了600多人遇难,我们怀念他们,祝愿他们的亲人们都安好。

新年的钟声即将敲响。我们要继续努力,把人民的期待变成我们的行动,把人民的希望变成生活的现实。我们要继续全面深化改革,开弓没有回头箭,改革关头勇者胜。我们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用法治保障人民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国家发展。我们要让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如鸟之两翼、车之双轮,推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如期实现。

我国人民生活总体越来越好,但我们时刻都要想着那些生活中还有难处的群众。我们要满腔热情做好民生工作,特别是要做好扶贫开发和基本生活保障工作,让农村贫困人口、城市困难群众等所有需要帮助的人们都能生活得到保障、心灵充满温暖。

我们要继续全面推进从严治党,毫不动摇转变作风,高举反腐的利剑,扎牢制度的笼子,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里,腐败分子发现一个就要查处一个,有腐必惩,有贪必肃。

我们正在从事的事业是伟大的,坚忍不拔才能胜利,半途而废必将一事无成。我们的蓝图是宏伟的,我们的奋斗必将是艰巨的。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要团结一心,集思广益用好机遇,众志成城应对挑战,立行立改破解难题,奋发有为进行创新,让国家发展和人民生活一年比一年好。

中国人民关注自己国家的前途,也关注世界的前途。非洲发生了埃博拉疫情,我们给予帮助;马尔代夫首都遭遇断水,我们给予支援,许许多多这样的行动展示了中国人民同各国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情怀。当前世界仍很不安宁。我们呼唤和平,我真诚希望,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努力,让所有的人民免于饥寒的煎熬,让所有的家庭免于战火的威胁,让所有的孩子都能在和平的阳光下茁壮成长。

谢谢大家。

丹心刻画英雄谱 苍龙走笔雄强魂

2014-12-31

>1981年访问英国时留影。


胡一川1950年组建中央美术学院时任党总支书记与徐悲鸿(右)合影

核心提示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由鲁迅所倡导的“新兴木刻运动”中,受到民族主义激励的一批青年拿起刻刀为国家命运和革命真理振臂疾呼,其中,胡一川的刻刀尤其锐利。一幅版画《到前线去》发出的呐喊震荡了千万爱国人士的心。新中国成立后,作为广州美术学院首任院长,胡一川对于华南美术教育影响深远。他安居于广州美院,投身于表现主义油画的创作实践中。

从民间艺术和战斗实践中汲取的经验让中国的黑白木刻蜕变为活泼靓丽的套色木刻,胡一川的木刻成为中国木刻版画史上独树一帜的标志。新中国成立后,胡一川与徐悲鸿创建中央美术学院,又在数年之间先后南下创建中南美专和广州美术学院,培养了几代优秀的艺术人才,成为新中国美术教育史上功勋卓著的教育家。

作为率真浪漫的艺术家,他的前半生用艺术追随革命,以木刻的形式表现时代;后半生则在油画创作上达到了另一个高峰,成为中国艺术史上少见的“双画大师”。胡一川在晚年迎来了火山喷发般的油画高产期,他独特的造型、线条、色彩和情趣备受名家称赞,让中国现代油画具备了另一番面貌。骨子里的艺术追求让他始终保持着融化现实、超越现实的艺术表现力,成就了一颗温柔敦厚与铮铮傲骨融为一体的雄壮灵魂。

结缘木刻

木刻导师辟前路

革命少年志求真

1910年,胡一川出生于福建西部农村一个贫穷的华侨家庭,原名胡以撰。儿时家境贫寒,9岁那年,母亲因鼠疫病逝,胡一川承担起了照顾三个弟弟的担子。12岁时,因实在“生活不下去了”,其身在南洋的父亲让水客把他和弟弟带到了爪哇;15岁小学毕业后,他只身返回国内。

童年时代的胡一川有着坚强的个性。他喜欢在野外的河里游泳,喜欢夜晚躺卧在厨房的柴堆里听祖母讲各种稀奇古怪的故事,还喜欢在大自然中观察蝴蝶富于变化的颜色,看风筝在天空中自由翱翔,或者纵情唱歌。这种勇敢精神和富有自然气息的浪漫情怀伴随了他的一生。在印尼,一位从上海美专油画专业毕业的小学教员陈文美发现了胡一川的绘画天赋,便开始给他上了启蒙的一节课。

1925年,胡一川独自回国,进入厦门集美学校学习,不久升入集美师范部,师从张书旗学习泼墨国画。期间,国内发生了“五卅”反帝爱国运动。此时恰逢鲁迅先生到厦门,鲁迅先生激动人心的演讲激起了胡一川的爱国热情,坚定了他做一个爱国、爱艺术的人的毕生信念。

1929年,胡一川考入杭州国立艺专,开始接受专业系统的美术教育。当时的校长林风眠受法国画派的影响提倡“色彩的解放”。在这里,他师从潘天寿先生学习国画,师从吴大羽学习水彩,还跟随法国画家克罗多学习素描和油画,奠定了良好的美术功底。该年冬天,胡一川积极加入了我国第一个左翼美术团体“一八艺社”。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先驱,鲁迅先生很早就开始从欧洲引进印象派和表现主义等西方艺术思想,他对以波兰画家珂勒惠支为代表的木刻艺术的推介尤为用力。当时的一八艺社在短短两年时间内涌现出了一批优秀的艺术青年,如李可染、季丹春、胡一川、刘梦莹、王肇民等。

鲁迅为展览撰写《一八艺社小引》。“时代是在不息地进行,现在新的、年青的、没有名的作家的作品站在这里了,以清醒的意识和坚强的努力,在榛莽中露出了日渐生长的健壮的新芽。”这一评价不仅确立了中国现代美术的转型标志,也给了“一八艺社”的青年艺术家们很大的鼓舞。鲁迅先生参观展览后非常感动,特别提到了“胡以撰君的几幅木刻作品”的难得。胡一川从鲁迅的激励中,树立了投身革命艺术的坚定信念。在此期间,胡一川以比较成熟的刀法和独特的风格创作了《征轮》、《饥民》、《流离》、《恐惧》等黑白木刻作品,大胆地批判了国民党统治下的黑暗现实和人民生活的艰辛。

1932年,胡一川亲眼目睹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他以此经历刻成的套色木刻《闸北风景》,成为中国现代版画中最早的套色木刻作品。此后,他又锲而不舍地创作了《失业工人》、《到前线去》、《怒吼吧!中国》等木刻作品。《到前线去》则成为新兴木刻运动在这一时期的代表作之一。

1933年,胡一川加入中国共产党,并直接投身工人运动,参加工联,参与编辑《工人画报》。他参展“为援助东北义勇军联合画展”的几幅作品被鲁迅购藏。同年7月,因从事地下交通和文件保管工作,胡一川被捕。

在上海的监狱里,胡一川与邓中夏同居一室,受到其深刻感染。当时的“白色恐怖”形势十分紧张,由于国民党杀害了许多革命志士,外界都以为胡一川也已经牺牲。在这种情势里,胡一川同狱友一起参加了绝食斗争,使得他和邓中夏被钉了四十天脚镣。但他依然保持着对艺术的高度热情,在狱中经常唱歌、读书,画画没有纸笔,就用手插在裤兜里在大腿上画,还请难友们当模特作画,在狱中还创作了木刻连环画《大兴纱厂》。

投身延安

轻骑奔突浴战火

文艺阵线创新刻

1937年,胡一川扮成商人,经杭州、上海、西安等地,历经千辛万苦抵达延安,被安排在“儿童剧团”和“抗战剧团”工作。胡一川就接连创作了《组织起来》、《卢沟桥战斗》、《消灭汉奸托匪》、《交公粮》等一批作品,成为延安新木刻第一人。

1938年5月,周扬把他调入“鲁迅艺术文学院”担任教员,并嘱托由他主持成立一个“木刻研究班”,将来到延安的众多木刻工作者团结起来。胡一川迅速组织人员在延安鼓楼下办了五期木刻壁报,沃渣、陈铁耕、江丰、马达、焦心河、罗工柳、华山、彦涵等都是当时的成员。

在纪念鲁迅逝世两周年的时候,研究班出了一本木刻集,分送给毛泽东等中央领导,胡一川在后记中第一次提出了“组织木刻轻骑队,到敌人后方去开展木刻抗日宣传”的主张。

这一年冬天,响应党中央的号召,胡一川组织了“鲁艺木刻工作团”(简称“鲁团”)并任团长,深入敌后开展斗争,渡黄河、越吕梁,进入太行山革命根据地作战地宣传,他们的木刻作品和展览鼓舞了军队的斗志。他们继而在《新华日报》华北版办了副刊《敌后方木刻》,作为宣传阵地。这段时间,他们跟随八路军前沿部队一起出生入死,见证了战士们浴血奋战、流血牺牲。正是这段广泛参与体验战斗的经历,让他们与武装部队一道,成为敌后抗日斗争的另一支“木刻战斗部队”。

胡一川主张,艺术创作不论在内容题材上还是在艺术形式上都应该结合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实际,他们采用了民间印染法,用染布颜料和有光纸夜以继日地赶印一万多张套色木刻年画。两个钟头之内,被集市上的群众蜂拥抢购,顷刻卖光。

此时的胡一川基本从过去的油印黑白木刻转向了水印套色木刻,艺术表达和色彩应用具备了更高的审美风格。他们进而建立了一座木刻工厂,用手工操作扩大木刻宣传品的印刷。这时期胡一川创作了《军民合作》、《坚持抗战反对投降》等作品。此外,胡一川不忘木刻教学,在许多地区开展“木刻训练班”,这种应时之需、配合战斗的训练班吸收了一大批新学员,形成了敌后抗日艺术斗争的燎原星火。即便是受伤住院期间,胡一川还专门为木刻教学编写了一本《中国新兴木刻运动简史》。

这一系列的创作实践开创了根据地艺术创新的新路,即从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斗争实际中开展创作。它蕴含着“文艺与生活的结合”、“文艺的大众化、民族化”等深刻内涵,具有开辟性意义。胡一川的艺术思想,与延安文艺座谈会确定的文艺方针相契合。座谈会后,胡一川更加受到鼓舞,连续创作了《不让敌人通过》、《胜利归来》、《牛犋变工队》、《攻城》等一批优秀的套色木刻。

1945年8月,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胡一川奉命转至张家口的华北联大。由于胡一川的艺术主张过于独特,在华北联大受到了“形式主义”的批判。他坚信自己在套色木刻上将现实内容和表现主义形式结合的创造路线是具有意义和价值的,因此他写信给有关负责人说:“现在你们不懂我的画,再过几十年你们就会认识到我的作品的价值。”

张家口解放后,一个偶然的机遇,胡一川发现了一套日本人留下来的油画工具和材料,立刻买了下来,他早年对色彩和油画的热情得到激发,从此开始创作油画。

情系美育

美院育英连三校

广美高松抚幼松

北京解放后不久,胡一川奉党中央的命令,带领一批华北联大第三部美术系的老师和40名美干班的学生,和徐悲鸿领导的北平艺专合并,于1950年2月建立了新的中央美术学院。徐悲鸿任院长,胡一川任党组书记。

教学方面,胡一川尊重徐悲鸿原有的现实主义风格和重视美术基础训练的教学体系,同时把它与延安鲁艺的经验结合起来,主张师生要“重视实际,重视生活、接近群众、改造思想”。在政治、文艺理论和美术史课程之外,胡一川订下了每年下乡下厂搞创作采风的制度,同时鼓励学生参加土改运动,组织学生参加开国大典宣传、抗美援朝展览等。后来,国立美术学院改为中央美术学院。在如此繁忙的工作期间,他还极力抽出时间,创作了油画《开镣》、《开滦矿工》等油画作品。

当胡一川进入中央美术学院的时候,大多数人并不知道胡一川会画油画。直到有一天,徐悲鸿偶然发现了胡一川的《开镣》,大为兴奋地说:“原来你的油画画得这么好!”还没等胡一川画完,徐悲鸿就让人把《开镣》拿到苏联去展览,并聘请胡一川为教授。胡一川1950年创作的大型油画《开镣》的鲜明艺术特征和饱满的革命热情得到了苏联专家的赞扬,是第一幅被中国革命博物馆收藏并荣获斯大林奖章的作品。

1953年,全国高等艺术院系调整,中央文化部委派胡一川南下创办中南美专。1958年,由于中南局迁至南大门——广州,中南区政治重心南移,“中南美专”也随之迁到了广州,改名为“广州美术学院”,由胡一川担任院长。

胡一川干劲十足,不断完善教学体系。他就与美院的领导班子一起制定了一个“八一三制”方案:每年在校上课8个月,打好基本功;3个月下乡劳动,搞采风创作;一个月休息,养精蓄锐“干革命”。这一科学的“八一三制”成为上世纪50年代广州美院独特的教学制度。

胡一川重视从延安流传下来的“体验生活、接近群众”的优良传统。因此,每次在学校师生下乡劳动之前,他都要做一番热情洋溢的动员讲话。胡一川的学生潘行健回忆道:“让学生融入到人民群众中了解他们的生产、生活、斗争,这是胡老一贯的思想。他每次下乡的动员报告,我们都很爱听,他在艺术中纯粹地对待生活,对待人民,感染了许多学生。”潘行健认为,正是胡一川的思想,确立了广州美院从人民群众的生活实践出发、与时代内容同呼吸、贴近生活等一系列“接地气”的办学特色,也影响了一大批日后成名的艺术家在创作中守住生活之源。

回归艺术

激情油彩更勃发

天真性情弥天然

回顾胡一川的艺术人生,他前半生投身革命艺术,热切表现生活、表现时代;后半生则投身于油画创作,将对表现主义的热爱与自身凝练、刚健的艺术风格熔于一炉,创造出极具个性色彩的油画艺术。

“做人要老实,作画要调皮。”这是胡一川的名言。为了艺术他敢于冒险。他的后半生在广州美院度过,油画创作成了他数十年默默坚守的事业,他由此开启了个人艺术生涯的又一次冒险征程。

胡一川心系创作,不放过任何一个学习欧洲艺术大师作品的机会,尤其执着于表现主义油画。1957年和1960年,胡一川先后以中国文化艺术使者的身份出访苏联和波兰等国,参观了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华沙等城市的博物馆和画廊,他孜孜不倦地从这些国外油画中吸取精华,借以提高自己的技法和表现力。

每当有俄罗斯或欧洲国家的油画来华展览,胡一川总是带着自己的学生前去学习。上世纪60年代,列宾美术学院送来一批油画到广州展览,胡一川非常激动,立刻组织了一批学生,自己带头,将这批油画全部临摹了一遍。像高更、莫奈、蒙克等画家的画页他一直保存到临终前,还不断拿出来欣赏。

1983年,胡一川从院长职务上退休,担任顾问。在广州美院里,晚年的胡一川终于能全身心投入到魂牵梦绕的油画创作了。改革开放以后,胡一川感受到现代化建设的勃勃生机和高昂热情,他的油画便也开始转向以现场写生为主的风景创作了。上世纪80年代,胡一川的足迹遍及十几个省、几十个城市和地区,创作了一大批艺术水准极高的油画。比如反映能源矿区建设的《南海油田》、《红工煤矿》、《刘家峡水电站》、《闽西探宝》等;反映侨乡风光的有《炮楼》、《广海街景》、《开平码头》等;反映历史遗迹的《嘉峪关》、《山海关》、《塞外驼铃》、《敦煌》等。此外,出于对鲁迅先生的深情缅怀,他还在绍兴画了一批精彩的油画。

他的艺术似乎总是“充满了旺盛的生命力,富有现代感”。1984年,德国表现主义画展在北京举行,胡一川一连参观了几天。他对每一幅画都要观赏很久,一会儿在远处看效果,一会儿在近处研究笔法,丝毫不知疲倦。

陪同胡一川一起出外写生的油画家涂志伟见证了许多胡一川现场写生的情景,至今看来让人感受到胡一川那份天真浪漫、痴迷油画的情态。比如在画《石佛寺》的前夕,胡一川没睡一会儿就以为天要亮了,连续四次叫醒涂志伟要出发去画画。在苏州画《冶春园》时,他非常想把阴天里那一派流水和植物的翠绿调子画出来,就开始打底稿,在灵感和激情驱使之下,只花了五个小时就完成了这幅油画。在一旁欣赏的年轻画家和外国友人对这幅画赞不绝口。

胡一川有句名言,“画画就要像酒鬼迷酒一样”,正反映出了他作画时那种如痴如醉的状态。这使得胡一川晚年的油画大多具备高超的艺术水准,令人称奇。“他的作品有独特的表现力,画面充满阳刚之气,构图霸气,人像、景物粗壮有力,敦厚苍劲,浑成朴拙……即使在大型的画展中,在几千几万张画中间,他的画一眼就能认出来。”胡一川的女婿涂志伟这样评论道。

由于一生偏爱德国表现主义和法国印象派,胡一川的油画一度得不到重视,但上世纪80年代以后,他的油画作品开始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研究。美国一些高校举办胡一川油画展和学术研讨会,还将他的画作为教材内容。

上世纪90年代后期,新建成的广州美术学院美术馆被学校命名为“胡一川美术馆”,体现了美术界对胡一川艺术成就的认可。2000年7月,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行的“20世纪中国油画展”中,胡一川教授的《开镣》、《挖地道》、《南海油田》和《石佛寺》作为主要作品参展,代表了油画界对他艺术探索的认可。

胡一川一生的艺术经历与中国民族革命和新中国社会建设水乳交融,在时刻关注现实的同时又不失去自己的独立性,秉承了特色鲜明的印象派和表现主义特征,在木刻版画和油画两个美术门类中都取得了极高的成就,留下了一批优秀的美术杰作。他不仅是中国现代版画的先驱,在油画的艺术风格和成就上也自成高峰。

2000年7月14日,胡一川以91岁高龄去世。在那些记录着一个时代铿锵脚步的版画作品之外,他还留给人们另外一重背影——那些浓郁色彩、雄强线条和激扬表现力的油画中蕴含着一个艺术家真率而纯粹的审美追求。

策划:张东明 王更辉

统筹:陈志 李平科 李贺 李培

本版撰文:南方日报记者 陈龙

“他提倡艺术跟生活、跟人民融合”
2014-12-31

1982年胡一川登上黄山鲫鱼背写生。

从木刻到油画,从革命艺术家到中央美院、中南美专、广州美院三校领导,从浪漫激情到铮铮傲骨,胡一川是百年美术史上少见的一位将革命与艺术融为一体的艺术家。
胡一川除了在木刻方面留下一批经典作品外,还留下大量油画杰作。美术评论家认为,过去对胡一川的研究远远不够,他身上还有很多值得我们研究的品质。
“努力罢,日以继夜的努力罢,只要能贯彻最近的创作生活,顽强的奋斗下去,我认为我的理想没有不可实现的。”胡一川在大半个世纪以前的话语,至今仍然值得我们探究和深思。关于胡一川的艺术和人格,我们采访了广州美术学院潘行健教授。
访 谈
受访人:潘行健(广州美术学院教授)
谈艺术
他坚守艺术的本质
南方日报:胡一川的艺术朴素而充满力量,能否简述其最大的艺术特色?
潘行健:胡一川在艺术上对印象派和表现主义情有独钟,这是艺术家本色的体现。印象派的特点就是光色,它有一种可以离开内容、离开画面的独立追求。对于印象派,胡一川虽然口头上没有提倡,但是骨子里,他对印象派光色是非常重视的,这也是他艺术本性的一种表现。
另外就是表现主义。我们可以拿他跟当时有影响的版画家,如古元、黄新波等人来比较。我觉得他最大的与众不同是他的表现主义风格。古元的风格是很写实的,新波是一种很细的刀法,黑白对比很强。而胡一川是表现主义很浓的手法,用刀很跳跃。从新兴木刻运动到后来延安木刻再到建国后,表现主义风格的木刻艺术家不多,有表现主义气质的木刻家也屈指可数。像胡老这样表现色彩很浓的木刻家几乎没有。从《到前线去》开始,胡一川就在作品中表现出强烈的表现主义色彩,表现深入,这代表他风格的初露,也代表了最后的确立。他的本性偏爱于此,坚持了一生。新中国成立后,他放下了刻刀,拿起了画笔,他的油画也充满了表现主义的色彩,高度概括,用笔豪放。
南方日报:在延安时期,胡一川的木刻吸收了一些民间年画和连环画营养,他是如何协调大众口味和自己的艺术追求的?
潘行健:在延安时期他创作了很多年画风格的木刻,让老百姓看得很明朗,表明他在融入新生活时的一种变化。这种变化后来对他也有影响,他的油画虽然是追求光色,但没有完全跟印象派走,还是从民间的艺术里面吸收了营养,在色彩、结构、线条的运用上,保持了画面的明朗。胡一川在对自己艺术的追求里面有调整,在变化里面对自己的艺术有坚持。
罗工柳曾经详细地回忆过对胡老的评判:“以前批评他的画不通,但是历史证明,最后还是胡老对。”这说明胡老的信念经受得住时间的考验,证明了他的前瞻性,证明他对艺术的本质的坚守,这种价值不随时间的推移而改变。
谈教育
推动艺术与生活融合
南方日报:胡一川参与建立中央美院、中南美专和广州美院,他在美术教育方面的贡献是什么?
潘行健:中南美专1958年改建成广州美院,在胡一川的引领下,一方面广美保持了浓郁的地方特色,另一方面其地位也晋升为全国性美院。1958年以后,广州美术学院师生们每年都下乡创作,现在想起来,那就是一种非常具有激情的生活。即便是上世纪60年代,师生们也坚持下乡创作、体验生活。所以,广州美院师生们的作品从一开始就和广东这块热土紧密联系,使得这所美术学院拥有地方特点、时代特点。
这也正是延安文艺座谈会所提倡的,艺术必须深入生活、反映生活。我理解的岭南画派有一种特征是“俗”——通俗、民俗,就是跟民间的结合;而这个特色与胡老的美术教育理念相吻合,他在延安时期通过自己的实践,在思想认识上已经确立了一个观念,就是艺术跟生活、跟人民融合。
作为一校之长的胡老也一直把“艺术与人民、社会的融合”的思想贯彻到办学过程中,贯彻到全校的教学里面,并得以实践、提升,最后变成了师生们一幅幅作品,而且得到全国美术界的肯定,这是很不简单的。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胡老主掌广州美院期间,培养出一大批有影响的画家,林墉、王玉珏、汤小铭等等都很感谢胡老。那一代艺术青年来到广州美院,既学习了艺术,也学习了人生,学习了艺术和人生的关系,创作出代表广州美院教育的作品。所以,这代广东美术人一说起胡老就怦然心动,盛赞他是一个美术教育大家。
谈贡献
他是一个纯粹的艺术家
南方日报:我们应该如何认识胡一川在美术史上的地位?
潘行健:“一八艺社”展览里,胡一川的几幅作品是现代中国最早的几幅版画,我们因此说他是“新兴木刻运动”的创始人之一。从20世纪开始,中国的美术从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变,这是一件重要的事件。胡一川不仅是新兴木刻运动的先驱者之一,而且是中国现代美术的先驱者之一。有了这个定位,我们才能公平、全面地去考察胡老在美术史上的地位、价值和影响。
可能还没有人从这个方面去研究他,那就是:作为知识分子的胡一川。胡老一直到他去世前都没有失去一个知识分子应当有的光彩。从听鲁迅演讲后开始木刻创作,后来到了杭州、上海的“一八艺社”,从那时开始,他的思想已经有一种对现实的关注,一种对黑暗的揭示,对社会现实的质疑,那时,一种知识分子的特性已经显露出来了。
南方日报:胡一川有着多重身份,你认为他对中国现代艺术的发展最大的启发是什么?
潘行健:我觉得是他对艺术的纯粹追求。如何做一个纯粹的艺术家,这是他留给后辈最大的启发。我印象中,广美有两个最纯粹的艺术家,一个是王肇民,一个是胡一川。所谓最纯粹就是说,他在追求艺术的时候不受非艺术的因素干扰,或者尽量排除这些干扰。人啊,既有对假丑恶愤怒的一面,必然有对真善美爱的一面,就像鲁迅的对联里“千夫指”对“孺子牛”。但是艺术往往容易被客观环境左右,还有容易被名利所牵绊。在这种情况下再看胡一川、王肇民,做一个纯粹艺术家实在太难了。
而在那个时代,没什么功、没什么利,学习美术的过程形成了艺术和人生的基本走向。远离功利、脱离浮躁。对于胡一川来说,不管那个时代给了他什么,他内心里面永远是一个艺术家。没有通过艺术家去达到别的目的,他的一生,对我们这些从事艺术的后辈来说,永远是一个榜样。
作品点评

《到前线去》 (黑白木刻,1932年)
这是中国现代版画创作中最经典的代表作之一,胡一川创作这幅作品时年仅22岁,由此基本确立了他一生的绘画风格。作品以一位振臂呼号的青年为主体,以他的躯干和手臂形成的两条大斜线组织画面,人物塑造并不写实,但用概括、强烈的绘画语言淋漓尽致地展现出中国觉醒的民众对日本侵略者发动“9·18事变”不可遏制的激愤之情,到战争的前线去!到艺术的前线去!这是胡一川人生的真实写照。作品尺幅虽然不大,却力盈天地,是一种男性的、力量的美,气势博大,真挚感人。(点评人:齐喆,广州美术学院教授)

《攻城》 (套色木刻,1946年)
这是目前我们可见的胡一川最后一张版画创作。这是一张油印套色木刻版画,此后他也创作了同名的油画。胡一川断断续续进行了15年的套色木刻创作,他的套色版画创作数量和质量均超越同时期的版画家。《攻城》描述了一个宏大的战争场景,画面造型语言延续了胡一川一贯的粗旷朴拙的风格,在色彩运用上则体现了艺术家的主观概括与整体色调控制能力,只用有限的几种色彩,通过巧妙的冷暖对比以及色域的控制和黑白灰的布局,成功地营造出激战正酣的战争氛围。胡一川在同代版画家中的色彩控制能力是超群的,目前学界对胡一川套色版画的研究还远远不够。(点评人:齐喆,广州美术学院教授)

《挖地道》 (布面油画,1974年)
这是胡一川最重要的革命历史题材代表作之一,表现了作者对革命事业的赤诚之心和对艺术的渴望与热爱。作者从挖地道这件事的侧面切入历史,以巧取胜,利用煤油灯光来渲染和烘托,以光寓意;用粗黑的线条勾勒出方正粗犷的造型与浑厚雄健的结构,以拙喻力。同时也体现了作者创作手法与创作观念的发展——进一步缩减人数,并呈代表性姿势,力求简明扼要,以小胜多;形体概括,着意表现笔触的厚实与自由的摆放,以气附韵;动作配合,赋予掘土与铲土两个方向力的呈现,以静衬动,具有深远的美学意蕴。(点评人:汤弼明,胡一川研究所研究员)

《南海油田》 (油画,1987年)
这是胡一川重要的油画代表作之一。油井架原本是没有绘画性的,很难有人能把它画好。此画首先反映了作者对艺术的热爱和天性,其次表现了作者对祖国的感情。表现手法上带有明显的夸张成分,他采取了自己独到的眼光、手法,用了大量的黑线以及夸张的色彩,把井架和火焰凸显出来。比如火焰那么大,真实情境中是不可能的,但在油画中是可以成立的;真实的海浪也不会那么大。这就像唐诗说的一样:“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作者就是利用这种想象和夸张的手法,把这个作为一种物象,表达出了他心中的钻井油架。(点评人:杨尧,广州美术学院教授)

《刘家峡水电站》 (布纹纸油画,1986年)
这是1986年胡一川赴西北地区途经刘家峡水电站感怀而作。从语言形态上看,画面被有如开山斧一样的辛辣而果敢的用笔劈凿出来:远景的白云呈方块状在山峦上方磅礴升腾,缤纷而浩瀚;中景的山体巍然虎踞河道两旁,刚猛而威严;而近景的河水呈泥浆状扭动翻滚,坚韧而顽强。艺术手法上,作品以开门见山的方式,浑然天成的态势直达“气韵生动”的境界,并呐喊出高亢激昂的强音,引发出人格化的象征意蕴。它是胡一川晚年油画艺术炉火纯青的体现,也是画如其人的印证。(点评人:汤弼明,胡一川研究所研究员)

《汕头风光》 (麻布油画,1974年)
这是胡一川重要的油画代表作之一。这是在一个晴朗的天气里,阳光灿烂,河上航运川流不息,普通的石头叠在那里,这在很多人看来也没什么稀奇,但在他的眼里,就感到有一种力量、张力,有一种象征意义,仿佛千百年来它就在那里巍然屹立,守护着汕头的两岸,见证着沧桑的变化。作者使用了擅长的黑色,在描绘石头时,采用摆、皴、擦等手法,通过色块的对比,慢慢过渡。比起早期的“土油画”,作者的风格已经有些现代的洋气,手法很丰富,具备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完全是一种更纯粹的油画语言。(点评人:杨尧,广州美术学院教授)
专题采写:南方日报见习记者 陈龙
实习生 江丽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