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传播中的符号感召力

 媒体传播中的符号感召力

 胡大江

近来,海外华文媒体已经在关注中国大陆“唱红歌”,认为这是民众以一种明确的意识形态符号操作,在对社会政治走向作出倾向性表态。

进入全球化的人类社会,随着政治单位(国家、地区、社区、政党、社团)的多元化,意识形态也在走向多元化。各群体在争夺社会话语权的同时,根据自身利益的需要创造出符合群体自身需要的意识形态新组合。有思想有理想的群体民众的自觉意识和自觉行为在当代意识形态广阔领域中有了施展空间,他们都在自觉不自觉地去占领那些本应该就是属于他们的阵地。

不同的意识形态(ideology)由不同的信仰、世界观和价值观念组成,它又由一系列的能够表达这种信仰的认知符号表达出来的,并能够为信仰它的民众和社会管理者提供一系列解释评价现实世界的思维方法。特有的思维方法将直接影响民众和管理层的行为模式,起到动员、组织、指导民众和管理者去共同建立起一种社会生活模式的作用,同时,它是社会民众通过意识形态渠道得以获得参与国家决策的具体途径和过程。由于意识形态能够起到整合社会思想体系的作用,因此,它具有十分重要的政治意义。社会运动往往需要在民众与执政者之间达成对重大问题的政治认同态度的一致性。在政治体制和经济生产关系改造的同时,依靠意识形态的具体操作在民众中形成对社会上重大政治问题的意见和态度的总变量,从而达到社会进步的目的。

具体的意识形态为一个社会的决策提供合法的政治言论和气氛,划定出国家民族行为的界线,影响决策者对自己的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定义和理解,并起到主导社会舆论导向,引导民众在对现实社会作出审视和评判时产生特定知觉认知。在各种意识形态的活动中,民众将自己定义的价值观和对敌我友作出的判断,以文艺娱乐的方式在公共场合表演宣扬。

人们是依靠知觉对信息的处理去理解世界万物(包括人自身)的。人们在知觉处理信息过程中,会参考记忆中一系列世界观价值观参考框架提供的参数,而不同的对知觉信息的处理方式必然导致出不同的对世界万物的理解认识。例如,冷战思维模式必然导致一系列特定解读社会运动的参数。建立健康的客观的知觉认知体系是人们不受带有偏见的意识形态干扰获取正确处理信息的途径。“唱红歌”表现出来的是中国民众以肯定性表态宣示他们所坚守的知觉认知处理信息的模式,表现出中国民众努力摆脱冷战思维的束缚,大胆开创属于自己的、符合自己生存发展的思维模式,以一种价值符号的态势在中国的社会上发挥出其特殊感召力作用。

社会上的各种图形、符号是人们根据自身的信仰观念创造出来的。人们在看到特定属于自己群体的图形符号时,无需语言文字的解释,就能够直接地从心理潜意识中反应出对它所代表的理想价值观的感召和责任。与特定概念联系在一起的系列图形符号,在意识形态领域中起着特殊的社会群体意识引导性作用,人们得以通过它直接与自身的感觉系统进行对话,并立即诱生出职责回应。有生命力的符号会给与一个社会团体所有成员一种强有力的感召力,所有成员都会在这样的感召力影响下做出他们的反应,他们会在一个短暂的魔术般的瞬间联合起来形成一个精神的有机体。符号具有不可取代性的特性,一旦特定符号在一个特定的群体中能够被其他符号所代替,这个符号将失去其有生命的感召力作用。

一个政治单位(民族、国家、政党、政府、社区)内部并非经常地能够保持意见的一致性,并非能够保持一种统一的意识形态指导。剥削阶级创造的各种以压迫他人为个人感官提供享受的腐败落后的意识形态,仍然以其顽固的态势侵蚀着人们健康的灵魂。更由于,在全球化的意识形态浪潮中,西方工业大国的意识形态以商品为依托,向世界所有角落渗透其价值观,影响着他国的国家利益战略决策的制定。任何国家任何族群在这样的氛围下,都必须认真对待自身意识形态的构建,决不能任由敌对势力强占意识形态阵地,而导致国家族群自身道德以至政治经济的崩溃。

海外华裔在各自的社区范围内部同样有义务对自身进行必要的重大价值观念认同的协调,小心翼翼地选取或创建有生命的符号。如果一个社区无法实现自身认同的协调,而又无法改变社区现有政治认同不协调的结构性障碍,社区必然不可能实现自身政治关系的正常化。同时,要去改善自身在海外的社会地位的诉求,也就失去了可依靠的根基。海外华文媒体在这样的环境氛围中,为海外华裔自身意识形态建设,要自觉地肩负起应有的重任。

2011年6月13日

胡大江提交第六届世界华文传媒论坛论文